教育呼唤蔡元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份影响世界历史的百人名单，其中，有五位是中国人。他们是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和蔡元培。前两位是奠定中华文明道德思想的鼻祖，后两位是缔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领袖，而蔡元培则是中国近代教育启蒙的先驱。

据此，我自豪、我振奋、我欣喜、我为卿狂。于是，逢人便传播这一信息。在重点强调该信息的最后一人————蔡元培先生时，眉角眼梢，总也遮掩不住那份发自心底深处的景仰与缅怀之情。

一次，在跟某中学校长座谈时，我再次谈起蔡元培。该校长先是一头雾水：“谁是蔡元培？蔡元培是谁？”继而大不以为然：“我熟悉苏霍姆林斯基，但不了解蔡元培；我耳闻过阿莫纳什维利，但没听说过蔡元培。”

闻此言，我心深处，猛然涌起一股悲凉之气。

一位著名的外国学者说过：“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长很多，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但还没有一个校长像蔡元培先生一样能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先生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先生无愧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蔡元培先生是如此崇高、伟大，而作为一个中国校长，竟不知北大之父、中国现代教育之父是谁，竟不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所指何人，窃以为，此校长阁下的无知，决不是全校师生的福祉！

  设若全中国学校校长有半数以上类似该校长之认知水平，那么，我敢说，这决不是我泱泱中华教育的福祉！

  此非危言耸听。

打个比方说，设若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假如法国人不晓得拿破仑，可以想见，美利坚可能不是现在的美利坚；法兰西也不是现在的法兰西！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国民，倘不具备强烈的民族精神、炽热的国家情结，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就是人格不健全的国民，就是素质低下的国民，这个国家就永远不可能强大。而美国的华盛顿与法国的拿破仑，恰恰是本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即是该国家民族精神的偶像、化身和灵魂！

同样一个道理，中国教育界，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各类学校校长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设若不知或漠视蔡元培，我敢说 ，这就等于尚未发现教育真谛；尚未参透教育要义；尚未汲取教育精髓。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敢说，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教育，也都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当然了，我深信，中国教育，了解蔡元培的同志毕竟占多数。君不见，北大校长一任接一任，但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蔡元培校长。这是令人欣慰的一面。但是，真正全面、深刻、透彻领会“元培精神”、“元培思想”、“元培人格”的人，恐怕不是很多。

不才袁某浅陋得很，约略知道些皮毛。今儿个斗胆写出来，一则向长眠于香江一隅的寂寞的蔡元培先生深深地鞠躬、致敬；二则与每一位景仰、缅怀先生的诸位同仁共勉。

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完人”，位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百位名人”之中，其放射出的耀眼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在一个“大”字上，具体言之，就是正大的宗旨，博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

一、正大的宗旨——教育救国与教育独立。

    蔡元培为什么选择献身教育？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能救国；

    蔡元培为什么倡导教育独立？因为在他看来，教育独立能办实事。          

清朝末年，自誉为“天朝”的清国大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摇撼中，洋人东进，先是输鸦片，后是瓜分土地。华夏古国拼命抵抗，先是虎门销烟，后是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1898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亡国危机震憾了中国，“救国”成了有志之士的奋斗目标。怎样“救国”，当时有着多种思路，一是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目标集中于夺取政权，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以张謇为代表，着眼于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以促国家富强。还有一种则是试图提倡新的文化教育，通过培养人才，提升人的素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来改变社会。

    面对民族积贫积弱、国家被列强凌辱的社会现实，蔡元培以民族道义为已任，最终毅然选择了教育。他说：“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同时，又指出：“自人文进化，国家之贫富强弱，与其国民素质之高低、学问之深浅成比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贫弱，屡受列强侵略，主要是民众文化素质低，科学技术落后，其根本原因是教育落后。只有发展中国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学技术，才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基本途径。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蔡元培出任首席教育总长。建国之初，各部长官在对建设什么、怎样建设感到茫然无措之际，他主政的教育部却已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使我国学校教育逐步摆脱了封建教育模式，使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自然科学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新的现代教育体系雏形。

大家知道，民国初年是政治纷乱、党派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在当时的国家与党派领导人之中，蔡元培是唯一一位把新文化建设放在首位的政府官员。所以，他能摒弃党派之见，把立宪派范源廉请来担任教育部次长，不怕得罪党内同志。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使教育部的改革得到立宪派的支持，而且使这些改革举措在蔡元培辞职期间，甚至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仍然能贯彻实行。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做了民国大总统。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多次请辞，袁世凯也表示竭力慰留，并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正色道：“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这铿锵有力、咄咄逼人的话语，坚定地表示了对人民负责，对独裁的轻蔑。在场的许多官员顿觉有一股浩浩然严正刚直之气扑面而来，不禁肃然起敬！

蔡元培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政界的影响与威望，不遗余力地支持、帮助教育巨子们的教育探索。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将教育变成他们的统治工具时，蔡元培挺然为之，不畏强权，奋力摆脱官僚体制对教育的控制，公开主张“教育独立”。他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且享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与各派教会更迭的影响。这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风范和大无畏的理论胆识与气魄。

我私下里认为，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天然冲突的。学者需要一颗纯净的童心，而官员于世俗中难免染污蒙尘。如果将两种角色兼而任之，其事业则很难同时有成，至少也会陷入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而蔡元培却是唯一一个特例。

蔡元培除了投身革命与赴海外留学考察那几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历史当然不会轻易地青睐一位无所作为的官僚。他以独特的先知先觉的学识与卓而不群的业绩，穿梭于官府、学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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