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呼唤蔡元培

所以，蔡元培一方面被人看作是政绩卓著的教育行政长官，另一方面，更被人们视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

蔡元培对中国文化教育发展所作出的创举性的巨大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九个方面：第一，创办培养干部的新型学校与爱国学社；第二，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为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奠定基础；第三，废除小学读经，取消大学经科，正式设立文科；第四，开创小学男女同校、大中学校吸收女生的先河；第五，重视并提倡社会教育，在教育部第一个设立社会教育司；第六，推广普通话，创立新汉字；第七，第一个提出在学校开设美术课；第八，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改造了当时的旧北大；第九，提出“小学教员，其责任比总统还大些”的名言。这些个贡献，要超过中国近代以来任何一位大师级学者，其作用，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改变了中国文化教育的面貌，深深影响了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进程，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教育之父。

二、博大的思想——兼容并包与网罗众家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风云际会，群雄蜂起。以纸笔为刀枪，左冲右突的骁将不胜枚举。然而，执掌帅旗，领袖群伦，且让众战将翕然钦服的，唯蔡元培一人而已。

蔡元培性情内敛，雍容大度，颇具长者之风。他不像陈独秀、鲁迅那样个性张扬、锋芒凌厉；也不像胡适、蒋梦麟那样热心政治、看重功名；他甚至又不像刘半农、钱玄同那样能够口诛笔伐、冲锋陷阵。他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化育一代学风。

关于这一点，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表现尤为突出。

1912年，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时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五年时间，走马灯似地换了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5任校长，校园内依然是死气沉沉、腐败污秽的样子，其道德之沦丧，风气之败坏，实为触目惊心，大有不可救药之势。有的教员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倒不小；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些有钱的教员与学生则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吃过晚饭后便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嫖妓。更有甚者，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即所谓的“结十兄弟”，就是10名臭气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做秘书。由此可见，当时的北京大学，简直就是一座衙门，一个“官僚养成所”，哪里象什么“最高学府”！

1917年1月，蔡元培以一介平民的质朴姿态，自“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走进红楼。从他迈进这座大学之日起，便不再为锈蚀的“官僚机器”提供新的零件。上任第五日，他便面向全校师生发表就职演说，阐述他的“学术救国”、“道德救国”的观点。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乃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而不当以升官发财之阶梯，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他还讲：“方今风俗日下，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

这种精辟、勇敢、诚挚而富于感动性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还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昭示。

钱理群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塔，正是从蔡元培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不久，便提出了光芒万丈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此方针下，蔡元培把北大改造成一片“精神的圣地”。

有了他提倡的“思想自由”，北大的研究室，变成了一座潜力巨大的“思想发动机”，从古老的孔孟之道，到最时髦的克鲁泡特金；从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到最先进的全盘西化论，各种思潮在这里碰撞、激荡，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他严格遵循“兼容并包”原则，不拘一格延请人才，聚拢天下精英为我所用。他极力反对校内或校际间存在派系，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可有门户的领袖”，只要是言之成理，于国有益，什么人都可容得下，赖此，先生广泛招揽天下俊彦，既吸纳共产党李大钊，又容留帝制派刘师培；既吸纳国家主义派李璜，又容留无政府党派李石曾；既吸纳激进派陈独秀，又聘任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既吸纳新派胡适，又容留复辟派辜鸿铭，难怪辜鸿铭接到聘书时感慨地说：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好人了，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辜鸿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章士钊、梁启超、周谷城、沈尹默、梁漱溟等名流极力反对的圭角毕露的激进派陈独秀、细行不检的新派胡适，终为先生力排众议而聘用，其结果，一个成了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个则做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正如胡适之先生所言：“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

谈到中国近代的美术教育，蔡元培先生堪为奠基人，他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美术教育界影响甚巨！举凡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些风云人物，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刘开渠等大师，无不受过他的提掖和影响。从这种角度讲，说蔡元培是“培养大师的大师”亦同样凿凿有据！

蔡元培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宽厚长者，他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宽大容物。他和胡适之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争论，颇能说明这一点。蔡元培对胡适有知遇之恩，但胡适“得理不让人”，坚持认为蔡元培苦心考证的《石头记索隐》是“无稽之谈”，毫不客气地撰文批评。蔡元培不以为忤，撰文与胡适进行商榷。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蔡元培还亲自主持成立了各种协会组织，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雄辩会、行知会、静坐会、爱国学社、进德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同时，还倡导创办了《新青年》、《新潮》等颇有影响的期刊杂志，试图努力将学生的精力与注意力引导转移到读书、研究学问、关心国家大事上来。

自1917年1月到1919年5月，通过二年多有效整饬与教化，赌博、打麻将的少了，读书、做学问的多了；狎妓、奸通的少了，砥砺德行的多了；做官，当议员的少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多了。从此，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蔡元培的学生傅斯年后来曾撰文评论说：“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尽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播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蔡元培改革旧北大的最大贡献是把北京大学经营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堡垒，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想的面貌。如果说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那么，蔡元培则领导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转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

三、伟大的人格——自省修己与荐事助人

蔡元培自省修己之一是他的身教。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大的校门。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鞠躬致敬。他缓缓走下马车，摘下礼帽。落落大方地向工友们鞠躬回礼。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便由此细微处开始。蔡元培希望自已的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古板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挑战，他以自己的行动树起了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

蔡元培自省修己之二是他的不扰人。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先生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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