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呼唤蔡元培

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一个中央研究院的最高长官，竟如此体恤下属，真教人既感动，又钦佩。

先生笃行其是，终生秉承不负于人的信条，即便在他晚年身体虚弱多病的日子里，也硬是强打精神，极力遮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达到不让人服侍陪护的目的。终于有一天，在不肯让人扶持的情况下，自己起床小便，不慎跌了一跤，于是导致胃出血，转成不可救药的危症。

想想看，当时那个年代，除了蔡先生，谁还能如此“尽为人，独无我”呢？

蔡元培自省修己之三是他的不取于人。

先生常讲：“不扰人为至贵，不取于人为至尊”。意思是说，不打扰人、不麻烦别人，是最高贵的；不向别人收取任何东西是最尊贵的。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他的学生看了觉得很过意不去，就打算以祝寿为由，多捐些礼金，好为他买一幢房子。但此好意，一直为先生断然谢绝。

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眼看就要入不敷出。他的部属便在他原来的薪水外多加了200元。此事被他知道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告诉发薪者，生活清苦些不要紧，要紧的是严格守法，不能搞特殊化。

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想想看，当时那个年代，能从北洋军匪这口污秽的“大染缸”里干净而出，除了蔡先生，还有谁能做得到呢？

蔡元培的荐事与助人。

先生中过举人、取过进士、点过翰林；既是后清名宿，又是党国要员，还是革命先驱；其资历之深 、地位之高、名望之大，很少有人能及。但是，他从不以此自居，总具平民意识，一点架子都没有，除办公之外，他见客是极勤的，即便是朝餐以前或迟至深夜，对于客人的造访他也必是热情接见的。他有一句名言：人生的目的是为尽义务而来。可见先生的服务心之重。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了，有一青年画家求见，身边的人禀告蔡元培说有人想见他，问是否让来人明天再来。蔡元培说：“请他进来好了。”那人带了几张自己画的人物花卉之类给 他看，并请蔡元培为他介绍工作。蔡元培便请来人在客厅稍坐，立马就替他写介绍信给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潘宜之，请求录用。过了几天，蔡元培还专门问年轻人工作落实得怎么样了。由此可见，蔡元培为人写介绍信，决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诚心诚意地关怀、提携青年。

刘开渠是我国著名的雕刻家，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他与蔡元培非亲非故，他能学上雕塑，完全靠的是蔡元培的培养，可以这样说，没有蔡元培的帮助，他不仅不能成为雕塑家，恐怕连美术这一专业也丢掉了。他在北京美术学校学习了10年，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无以为生，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到南京，在大学院谋到了一份职业。1927年11月，在大学院里，他走进半敞着门的蔡元培办公室，向蔡元培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去法国学习雕塑。蔡元培微笑着说：“想去法国学雕塑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中国还没有派过专人去学，不过，你的事，我会一直记着，有机会就一定让你去！”

到了第二年五月，刘开渠就接到了大学院的委任书，委任为驻外“著作员”。刘开渠喜出望外，可他马上又想到另外一个困难：到法国去路途遥远，他一个穷学生，哪里有钱买船票？刘开渠再次去南京找到蔡元培，蔡元培又笑一笑说：“我已经给你办好了，你拿了我写给中法联谊会的信，转请法国轮船公司，票价可以打折。”

刘开渠到了法国，蔡元培时常写信鼓励他。一次，蔡元培在信中说：“我不在大学院了，你的工资我已嘱大学院照寄”。

蔡元培地位那么高，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宝贵，可对刘开渠的事却一直挂在心上，且为他想得如此周到，使刘开渠大为感动。

回头再看看那些动辄以“没有时间”为由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某些“牛轰儿”领导，真让人觉得好笑。请别怪我不留情面 ，我一下就能触到他们骨子里的东西。他们之“没有时间”，是针对地位比其低的人故意“拿的架子”、“摆的谱儿”，比如：百姓求见，他没时间；下属拜见，他没时间；同僚进见，他没时间。那么，他什么情况下有时间呢？领导会见，他有时间；上司召见，他有时间；情妇约见，他有时间。

话扯远了，马上回来！

上文是笔者私下里理解并记述的“元培精神”、“元培思想”、“元培人格”的大概。归结一下说，以教育救国与教育独立为核心的“元培精神”是正大的；以兼容并包与网罗众家为核心的“元培思想”是博大的；以自省修己与荐 事助人为核心的“元培人格”是伟大的。

当然，由于笔者学识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深层面体现“元培精神”、“元培思想”、“元培人格”的全部内涵。在此，不才不胜惭悚、惶恐之至！

诚如五四健将傅斯年先生所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又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云：“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写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

傅、陶两先生皆一语成谶了。

不信，试看当下之教育，实在不敢恭维：学校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早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许多学校几乎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唯一奋斗追求的目标，做大官、赚大钱、娶美女毫不遮掩地成了许多学生上大学的公开动机。在这种实利主义的巨大诱惑下，不少领导忙于创收、忙于升官、忙于出名、忙于“钱学交易”。机构的商业化、官僚化运作的结果使得很少有人真正地关心科研与教学，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的大幅度“滑坡”。特别有趣的是，过去专职学术工作者，苦读十个甚至几十个春秋，尚拿不到硕士研究生学位，而如今的某些领导与企业老板，百忙中兼职读个十天半月，就轻易弄个博士生导师什么的，我们不得不佩服领导与大腕们的绝顶聪明！

再看今日之教育，陶行知所描绘的那样的教育家也不乏其人。君不见，上蹿下跳、东跑西颠的“官僚教育家”；教死书、死教书的“教书匠”教育家；盲目跟风、自以为是的“花架子”教育家，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不妨彻底自查一下，我敢说此类“伪教育家”，决不可能没有！

有，不可怕，关键是善于自省，勇于改正，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变“伪教育家”为“真教育家”。

笔者认为，为真正振兴和繁荣我大中华教育，就必须呼唤元培精神的回归，而欲达到预期效果，第一个改革对象便是校长。

大家知道，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所好学校必有一个好校长。再说了，只有不懂教育的校长，没有不善教学的教师；只有教学不力的教师，没有学习不好的学生。学生都是英才，教师都是人才，就看你校长是不是帅才！

可见，用好一任好校长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考核校长时，一定要打破旧模式，改革旧办法，采用新的考评机制。在这里，建议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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